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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乐队简史:从一无所有到等待天才

归档日期:07-25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后海大鲨鱼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今年夏天,一档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点燃了无数人关于音乐的热情。从1984年第一支乐队“七合板”算起,中国乐队已经走过了35年。其中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1994年红磡的那一场摇滚盛世,也有此后新一代乐手的起起伏伏。新京报专访乐评人张晓舟、DJ张有待、音乐人张亚东。回顾这35年,音乐人的独创性不受时代限制,每一代人都会有天才出现。很多人说时代造就了崔健,但反过来也是崔健造就了时代,杰出的音乐家应该造就时代。乐队文化,尤其是摇滚乐文化,是时代精神和社会变迁的写照。

  乐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。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音乐而言,都是特殊的时代。

  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之中。在此以前,迪斯科都是属于黄色歌舞。改革开放后,开始有一些国外音乐人来到中国演出,1982年,日本音乐人佐田雅治来到北京开演唱会,成为最早到中国演出的国外音乐人,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到北京。台湾音乐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罗大佑,1982年,罗大佑发行第一张专辑《之乎者也》,带领台湾流行音乐走向批判与省思风潮。

  旋律节奏自由奔放、舞台表演放荡不羁的音乐类型迅速在北京的一批年轻人中流行开来,他们有机会先于全国大多数人听到这些当时还被视作“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文化”的音乐,其中就有崔健等人。1984年,包括崔健、刘元、杨乐在内的“七合板”乐队成立,乐队成员均为北京歌舞团演员,主要翻唱外国流行音乐,那时候年轻人弹木吉他,唱英文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。乐队发行了同名专辑《七合板》,被看作是中国大陆以乐队之名发表的首张音乐专辑。

  1986年,崔健和他的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“世界和平年”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唱响《一无所有》,被视为中国摇滚乐的初啼和开端。张晓舟认为,崔健在当时中国音乐“一无所有”的情况下,带来了摇滚乐,是猝不及防、没有道理的。

  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对吉他、贝司,对披头士、皇后乐队,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第一批摇滚乐队集体涌现。这些年轻人大多有音乐基础,或者有家人从事音乐相关工作,从小耳濡目染。身为歌舞团子弟,音乐素质高,也容易接触到更多的文化信息。其中不少人的父母是民乐手,崔健的父亲崔雄济是一名小号演奏家,窦唯的父亲窦绍儒是一名管乐手,刘元的父亲刘凤桐是著名的唢呐演奏家。

  这一时期乐队偏爱英雄主义、宏大命题,比如《梦回唐朝》,主题比较少涉及日常生活。音乐上追求大开大合,编曲讲究。对于很多没有机会听到欧美摇滚乐的人来说,这一代乐队承载着中国人的摇滚启蒙作用。

  80年代末的中国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。只在王府井才有可以买到国外唱片的大书店,年轻的音乐人只能和外国留学生、外交人员进行音乐交流,比如崔健的吉他手艾迪就是马达加斯加人。乐队也主要以地下形式存在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为数不多的大城市,才有乐队的演出,集中在外国人俱乐部、餐厅,比如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就是当时乐队和时装表演的聚集地。北京的外交公寓也经常有party,只有外国人才能进去,崔健偶尔会自己“想辙”混进去。

  在这个时期,中国处于商品社会前夜,能拥有一台索尼随身听都是幸运的孩子。那个时代没有几万人的音乐节,但是有几万人的书市,年轻人对先进文化饥渴,但“摇滚乐”三个字甚至不能宣传。以至于魔岩把“摇滚”称作“新音乐”。

  1991年,滚石唱片决定进入内地音乐市场。制作人张培仁从台湾来到北京成立了魔岩文化,并在1991年初,决定以《中国火》品牌,签下唐朝乐队。1991年,第一张《中国火》专辑面世,收录了张楚、面孔、唐朝、黑豹乐队等9首歌。1994年,魔岩文化在香港红磡举办了“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”,魔岩三杰从此响彻两岸三地,并由此打出了“新音乐的春天”。

  1995年,魔岩商业化道路失败。加上国内盗版猖獗,摇滚乐受到压制。1994年的所谓“摇滚盛世”只是黄粱一梦。

  与此同时,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全面商业化转型,市场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拉开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国企改革、工人下岗,打破了原有中国封闭的社会结构,私企涌现、城市扩张。人们不再被出生地束缚,纷纷涌向大城市。这种社会巨变带来了“外省青年”。外省青年改变了中国乐队的组成结构,上一代乐队主要构成是音乐世家子弟,这一代乐手“英雄不问出处”,大部分人都没有音乐背景。

 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乐队特征也只能用“无法概括”来形容。乐队风格多元化,自身特色鲜明,很难用某一类型音乐定义。比如,子曰和二手玫瑰乐队把中国曲艺和小品、相声元素融合到摇滚乐中,NO乐队带有艺术家气质,舌头、诱导社乐队则显示出了社会批判性。

  到上世纪90年代末,全国的乐队已经呈现遍地开花之势,而且摇滚乐的各种分支流派如重金属、朋克、实验噪音等,都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乐队,反光镜、新裤子就是90年代末活跃在北京的最早一批朋克乐队。那个时期张有待做了一档教吉他的节目《Anyone can play guitar》,影响了一批青少年学吉他组乐队。张有待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乐队,十几岁的孩子都应该有个吉他,一起去唱歌。

  张晓舟认为,这一时期的乐队最具独特性和创造力。但因为商业机制匮乏,有很多不为大众熟知,并且,有很多乐队的唱片制作水准不能体现他们的真实实力。

 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更为低龄化的乐队,在欧美被称作“Cutie”的青少年摇滚乐队达达、花儿以及五月天。时至今日,在“青年小伙子”等同时期乐队眼中,达达依然是当时最火的乐队,达达在2001年1月推出他们的首张专辑《天使》,在半年之内囊括了唱片发行以来的所有国内新人、传媒推荐大奖、最佳摇滚乐队等十五项音乐大奖。另一支乐队花儿被称作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,1999年,花儿乐队发行第一张专辑《幸福的旁边》,2002年登上美国《TIME》时代周刊。而同一年,海峡对面也诞生了一支影响力巨大的少年乐队,五月天。与花儿乐队的故事相似,五月天的成员也是学生身份出道,得益于live演唱的宝贵经历,五月天被滚石签下,成为当时风头正盛的摇滚乐队之一。

  当进入新世纪,全球化形成,中国社会进入到手机、个人电脑占据日常生活主导的互联网时代。在这个时期,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,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军。

  在中国,这个阶段才形成了音乐消费,开始有了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形式存在的音乐节。2009年,第一届草莓音乐节创办,迷笛音乐节开始市场化,Live House等演出场所大幅度增加。豆瓣、虾米等自媒体音乐平台发展起来,给李志等一批独立音乐人带来了发展空间。与此同时,乐器越来越普及,琴行大面积涌现,音乐教育发展迅速,更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可以去网上学吉他、贝司、鼓。音乐版权在这一时期被重视起来得到保护,乐队开始登上《中国好声音》《中国好歌曲》《中国乐队》等电视综艺节目舞台。

  全世界乐队都一样,很少人能用音乐来养活自己。新世纪乐手和“前辈”相比,最大的不同是,他们不再把“乐队”当做唯一的生活支柱,他们是“斜杠青年”的一代。大部分乐队白天奔波在写字楼中朝九晚五,盘尼西林的贝司手熊花目前在某公司做运营工作;鹿先森的乐队成员中有结构工程师和建筑设计师;发光曲线乐队主唱薛染,在山东老家开了一个川菜馆养活自己。这些年轻人周末聚在一起玩音乐,做自己喜欢的事,周一再回到工作岗位上。

  这一时期的乐队数量呈井喷爆炸式发展,百倍、千倍于前两个时代。“后摇”(POST-ROCK)开始走红,后摇是从摇滚衍生出来的一种音乐类型,最大的特点是几乎没有人声,没有主唱,完全靠乐器来演奏,注重内心感受、曲折的编曲、器乐细腻的编排,不像摇滚一样愤怒,而是带有一种无力感,更契合这一代年轻人细腻的内心感受,其中的代表乐队是惘闻乐队。

  新一代年轻人的“丧”、“无聊”也被写进歌里,比如台湾的草东没有派对乐队。这一时期的很多乐队唱英文歌,他们的作品没有前两个时代乐队所呈现出的宏大命题以及批判性,但更注重内心感受。也因为这一代人获得的信息太多,作为信息超载的一代,模仿国外乐队的痕迹比较重。但在音乐审美、技术修养上,他们普遍高于前两代。享受了大学扩招的红利,这一阶段的乐手有很多都是上过大学甚至更高学历的。

  如今的中国乐队面对的现实境况已经和上世纪90年代大为不同,乐队们使用的乐器和设备越来越先进,各种演奏技术也越来越高超。新时期的乐队更加便利的接触到更为多元化的世界音乐元素,知道的东西更多了。但乐队的整体独创性和创造力有所下降,在张有待看来,这种困境是时代带来的,唐朝、黑豹和崔健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,有青春期的反叛,那时候环境是压抑的,年轻人在寻找空间和机会表达自己。而现在整个社会接受度已经很高了,年轻人觉得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,不需有更深刻的东西,做我自己就足够了。可是做自己带来的只是感官上的冲击,对社会的批判已经找不到方向。

  进入新世纪以来,中国独立乐队和摇滚乐的生存空间有了较大改善,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兴起Live House演出酒吧和大型商业音乐节,也给乐队带来了更多的展示机会,这时候乐队的数量、种类都比以前更多。

  乐队的夏天到来了吗?对张有待来说,“乐队的夏天”是假象,现在还在冬天里,只有熬过这段时间。“所有做音乐的人都是一茬接一茬的,这一茬过去了,下一茬人也许能起来。每一茬人都是铺路石,如果前人没有铺好路,后人就无路可走。”想迎来真正的乐队的夏天,只能默默等待。“我的耳朵一直都在等待,等待听到能让我兴奋的声音。”

  在张亚东看来,未来中国乐队的发展,还是得要出明星,外界怎么推广都不如这个领域来一个真正的明星更有效,“我期待中国乐队有新时代的崔健、唐朝、黑豹,只有这个影响力带来的效应是最直接的。”张亚东说,乐队不是没有市场,是没有人做到那个点。“只要做到,乐队别说夏天了,天堂都能有。”

  不能指望一档综艺节目会对音乐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,张晓舟认为,真正推动乐队发展的就是消费,去听他们的音乐,不仅仅是免费下载,去买票看演出,去买唱片,“消费产生美”。张晓舟认为,“乐队的夏天”只是一个浪漫的修辞,一档比较成功的综艺节目,卖情怀,乃至“卖惨”(痛说组乐队的艰辛)只是娱乐消费的需要,实际上乐队在中国的数量,是上两个时代的千百倍。“乐队文化不是整体化一的文化产物,也远远不只是造星工业,它更是某种民主教育和多元文化发展的结果。从这个角度说,‘乐队的夏天’只是这个时代青年人整体精神面貌的一个侧面,一个可以为主流大众接受的‘健康向上’的一面。但我们总不能说全民只知道崔健和魔岩三杰、唐朝黑豹,那个时代就是摇滚盛世,那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时代。但是,盛不盛世,和个体的创造未必有必然的联系,天才总会突破时代整体的特征,甚至造就时代。而天才当然是无所羁绊的,无视潮流的,不管春夏秋冬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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